女助理拒兩宋國家畫院繁華如夢：癡迷繪畫的帝王不少
2017年10月27日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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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北京故宮午門正殿，《千裏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媒體專場，工作人員展開北宋王希孟的《千裏江山圖》畫卷。北京故宮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裏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以《千裏江山圖》為中心系統梳理、展示中國歷代青綠山水畫的發展脈絡，於9月15日
繁華如夢：兩宋時期的國家畫院
盧升弟
導讀
千年之後，《千裏江山圖》居然在故宮午門正殿成為時尚，人們排4個小時的隊，就為了看5分鐘的《千裏江山圖》，然後，有人吃著速食麵再排4個小時的隊，再看5分鐘的《千裏江山圖》。《千裏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原來是北宋時期國家畫院裏的一名普通“生員”，最後由宋徽宗親自教授的學生，他十八歲的時候，僅用了半年時間，就畫出了流芳千古的《千裏江山圖》。那麼，在《千裏江山圖》成為時尚之際，我們就有必要瞭解一下培養出王希孟一幹大師的兩宋國家畫院，那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繁華如夢的故事。
從9月15日至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舉辦題為“千裏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分別在午門正殿和東西雁翅樓展出中國歷代名家青綠山水畫86幅（件），而其中引人注目的鎮殿之作則是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千裏江山圖》。為了展示這幅長11.9米、寬0.515米的青綠山水畫長卷巨作，故宮博物院還特別將其單獨陳列在午門正殿展廳，以便觀眾能夠更好地參觀欣賞。
據故宮方面稱，展覽還未開始，他們就收到不少國外美術愛好者提出的申請，準備組團前來觀展。為了應對國內外的大量觀眾，故宮院方做好了各種預案，甚至連速食麵都準備好了。觀眾們熱情可嘉，媒體也不甘示弱，海內外各大媒體紛紛給予大量報導，掀起了一輪王希孟與《千裏江山圖》熱。
開展當日，為了一睹《千裏江山圖》的真容，很多人早早就來到故宮，在展廳外排起了一條條長龍。據中青網記者報導，由於遊客眾多，故宮博物院不得不實行限流措施，現場竟出現了排隊4小時參觀5分鐘的情況。展廳之內，觀眾們為了看得更加清晰，都儘量貼近展櫃。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著名畫家陳丹青先生在《陌生的經驗》一書中，談到他數年前在觀看《千裏江山圖》時的情形：“我就腦袋貼在玻璃上，像個傻子，呆呆地看。”並且還發出這樣的驚歎：“怎麼可以這樣子好法，怎麼可以？”對於《千裏江山圖》，顯然他已是如癡如醉了。
王希孟原不過是北宋時期國家畫院的一位並不知名的“生員”（學生），他的一幅畫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轟動，那麼，宋代國家畫院與整個宋代時期的繪畫藝術又是怎樣的一種盛況呢？
一
兩宋時期，繪畫創作主要有民間、文人士大夫和畫院職業畫家三個群體。民間畫家畫風樸實自然，題材廣泛，貼近現實生活；文人畫家則以寫意為先，講究筆墨情趣，抒發個人情懷，注重意境的表達；畫院職業畫家多追求嚴謹工細、造型準確、色彩華麗。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風格，呈現出宋代繪畫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時，這些畫家群體之間又相互交流借鑒，職業畫家畫的精湛技藝與文人畫的思想意境彼此滲透融合，取長補短，文人畫的技藝水準與職業畫家畫的藝術境界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鳥畫在題材的廣泛性和藝術水準上已經全面超越了唐、五代，並產生了範寬、董源、李成、黃筌與黃居父子、徐熙、燕文貴、高文進、郭熙、蘇軾、文同、米芾與米友仁父子、張擇端、李公麟、王希孟、蘇漢臣、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眾多傑出的繪畫藝術家以及大量的曠世畫作，對元、明、清以及現代繪畫形成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如此的輝煌與榮耀之中，無論是繪畫藝術水準，還是繪畫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繪畫作品的影響力方面，兩宋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都處於絕對的中心地位。如果說宋代是中國文人畫的第一個里程碑，那對於中國古代畫院以及院體畫來講，宋代則已經成為一座永恆的高峰。此後雖然明、清兩代也建有類似的畫院，但在畫院的建制規模和藝術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兩宋時期。
二
兩宋國家畫院源於五代後蜀、南唐宮廷的翰林圖畫院。
西元935年，後蜀（西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皇家畫院——“翰林圖畫院”。稍後不久（西元943年），南唐（西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類似的宮廷畫院。
當孟昶、李煜們還在自家的後宮之中，享受著笙歌宴舞、詩酒書畫的寫意人生之際，西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在距開封東北20公里的陳橋驛發動兵變。在部下們的擁戴下，一襲黃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國號為宋，定都汴京，史稱北宋。北宋建立後不久，就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步伐，先後消滅了南平、後蜀、南漢、南唐等大小割據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
趙匡胤雖是武人出身，對治國卻頗有一套。在奪得天下以後，他以“杯酒釋兵權”的巧妙之舉，順利解決了歷代帝王們都曾面臨的一個政治難題——功臣擁兵自重、割據專權的狀況。接著他還採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發展社會經濟、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大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很快就駛上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詩畫競豔，文采風流。
一個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的時代就這樣如期而至。
三
根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宋代已經完成了由貴族門閥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型，加之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隨之增加，尤其是對包括書畫在內的藝術品更是渴求。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下，大量民間畫家應運而生。
這些民間畫家們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繪出一幅幅生動逼真、引人入勝的人物、山水、花鳥圖畫，在大街小巷擺攤出售，換取柴米油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技藝精湛，名聲也很響亮。如善畫小孩的杜姓畫家被百姓們稱之為“杜孩兒”，擅長樓閣亭臺的趙姓畫家則被譽之為“趙樓臺”，而他們的真實名字卻淹沒在浩瀚的歷史記憶裏，反而不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開封）有一座佛教寺廟大相國寺。說起這個大相國寺，在那時可是大大有名。《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花和尚魯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園子當過臨時主管，還在那裏練過倒拔垂楊柳的功夫。
大相國寺始建於北齊天保六年（西元555年），原名“建國寺”。唐延和元年（西元712年），唐睿宗賜名該寺為“大相國寺”。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的規模達到了頂峰，占地540畝，有64禪律院，僧眾達數千人，寺內還有大量的佛教壁畫，香火極為旺盛，是當時全國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廟。除此之外，大相國寺還是帝都汴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大相國寺每月都有五次廟會，廟會上人流熙攘，交易興隆，不僅有各類生活、文化、宗教用品，還有大量民間畫家銷售的圖畫攤點，逶迤蜿蜒如一條長龍，使人目不暇接，其繁華程度絲毫不亞於當今北京的琉璃廠。
由於生意興隆，有利可圖，大量畫商也隨之出現。山西絳州有一個畫家楊威，作品以農村生活為題材，非常貼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們歡迎。商販們便紛紛前去收購他的畫作，做轉手生意，謀取差價。與此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靠做模特賺錢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記載：宋徽宗宣和年間，汴梁有一名倡優秦妙觀，除了本職工作外還兼職做業餘模特兒。由於她“色冠都邑”，粉絲眾多，因此她的畫像十分走俏。
當時，一些著名畫家的畫作價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錄》中說：崇寧年間，徐熙的一幅《牡丹圖》，有人出價二十萬；《洞天清錄》也講到：江西人楊補之的一幅梅花“價不下百千金”；又據《聖朝名畫評》中記載：大中祥符年間，一個名叫丁朱崖的官員為了求得著名畫家趙昌的畫作，借賀壽為名給趙家送去五百兩白金。
四
在兩宋時期的319年間，除了宋徽宗趙佶，癡迷繪畫的帝王還有不少。
北宋太祖趙匡胤，雖然史籍中未見他作畫的記載，但他對畫家卻是青眼有加。在滅蜀之後，他馬上就將後蜀宮廷畫院的畫家們詔至東京汴梁，並給予很好的待遇。如著名畫家黃居就被授予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並賜紫金魚袋，官及二品。
第二任皇帝太宗趙匡義則是“富藝多才”，酷愛書畫，甚至動用國家權力“詔天下郡縣收訪前哲墨蹟圖畫”，設置“密閣”，專門收藏書畫。他還利用他的一個親戚孫四皓做“星探”，在社會上發現並網羅繪畫人才進入“翰林圖畫院”，為畫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仁宗皇帝也是一名“業餘畫家”，史籍說他“遇興援毫，超逾庶品”。他特別喜愛畫菩薩像，曾下令將他畫的龍樹菩薩雕版鑄模，大量印製。
神宗皇帝則喜愛山水畫，尤其是大畫家李成的作品，是一個超級李粉。畫院畫家郭熙學習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別器重郭熙，以至於皇宮之中“一殿專背熙作”。
南宋的高宗趙構，《畫繼補遺》中說他“天縱多能，書法複出唐宋帝王之上。而於萬機之暇，時作小筆山水，專寫煙嵐昏雨難狀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說雖然過於誇張，但他熱愛書畫卻是事實。正是由於他的熱愛，北宋滅亡之後，在國勢柔弱不堪的情況下，他依然積極恢復畫院，召集流散的畫家。他還經常親臨畫院視察指導工作，並為畫家們的作品題跋，保持著與畫院畫家的親密接觸。
由於帝王們的示範效應，一時之間，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眾吏，揮毫作畫儼然成了一種社會時尚。而對於一般平民畫家來說，倘若能更進一步，成為“翰林圖畫院”的一員，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榮耀了。
五
兩宋國家畫院——“翰林圖畫院”建於何時？美術史家歷來有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建於宋太祖時期，其依據是《圖畫見聞志》中的一段記載：晉末時，畫家王靄與王仁壽被契丹人擄去，宋太祖登基後王靄被放回，在圖畫院任祗候。另外，據《聖朝名畫評》中所載：西蜀被滅後，其宮廷畫家們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圖畫院中的。
另一種則認為，畫院應該始於宋太宗趙匡義雍熙元年，理由是《宋會要輯稿》所載：“（宋太宗）雍熙元年（西元984年），置翰林圖畫院，在內中池東門裏，（宋真宗）鹹平元年（西元998年）移在右掖門外”。根據這一記錄，北宋翰林圖畫院正式掛牌成立應是西元984年。
“翰林圖畫院”的主管部門名義上是翰林院，實際上卻是由內侍省負責畫院的具體工作。據《宋史·職官志》以及《宋會要輯稿》記載：“翰林圖畫院”成立之時，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員負責管理畫院，而這名官員則是由內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擔任。內侍省相當於皇家事務管理局，負責宮廷的內部事務。內侍省下麵還有“翰林書藝局”“翰林太醫局”“翰林匠作局”等與“翰林圖畫院”類似的部門，都是能工巧匠、傑出藝人集中的地方。
畫院最初沒有定員，畫家的人員編制和職稱等級並不固定，仁宗時才開始正式設待詔三人、藝學六人、祗候四人、學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六
宋代數百年間，歷代皇帝們給予了畫院畫家比較高的政治地位。他們分別被授以“翰林待詔”“翰林祗候”“翰林司藝”“內供奉”“畫學正”“學生”等職稱，穿戴官服，領取工資，享受著與現代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類似的待遇。
在內侍省中，還有一個單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稱之為“畫工”的人員，這些畫工與畫院畫家之間的身份地位差別是非常大的。據《畫繼·雜說》中記載：“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圖畫局和書藝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眾工待也”。畫工們的報酬叫生活費（“食錢”），畫院畫家的報酬卻被稱作工資（“俸值”）。一個“食錢”一個“俸值”，叫法不同，區別也很大，用現在流行的話講，即是臨時工和在編幹部的差異。另外內侍省還有翰林書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這些局、院中，畫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這在《畫繼》中也有記載，“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為首，書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徽宗時期，由於趙佶對書畫情有獨鐘，還特別“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上朝。佩魚就是一種魚形的袋子，本是一種裝飾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員才能佩戴。宋代時一般賜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夠級別的官員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內侍等均不配發。畫院的畫家們能夠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難得的。此外，趙佶還打破了宋初以來朝廷技藝人員不得為官的傳統（個別情況除外），任命了不少畫家出任正式官員。
南宋高宗時期，畫院畫家的地位更是直線上升。出任官員的畫家數量更多，級別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副部級（工部侍郎）。更為特別的是，很多畫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別賜予的“金帶”，所謂“金帶”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員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七
既然朝廷為畫家們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他們的工作自然就不會那麼輕鬆愜意。
畫院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如下幾類：
1。為帝王、後妃、皇室成員畫肖像，這是畫家們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2。美化、裝飾皇宮以及宮觀壁畫。3。畫家們還要為皇帝代筆，作畫賞賜那些有功的大臣。尤其是徽宗時期，每天都有一位待詔級畫家在宮中輪流值班，以備皇帝的隨時召喚。4。“翰林圖畫院”還要發揮繪畫的教化作用，為朝廷做政治宣傳工作。5。作為朝廷的使者，畫家們還時常被派往他國，為“夷王”畫像，促進國與國間的友好關係。
除上面五項工作外，畫院畫家還負有一項我們想像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繪畫為工具，充當朝廷的間諜，收集他國的政治和軍事情報。例如，開寶年間，趙匡胤準備討伐南唐，派畫院人物畫家王靄潛入南唐境內，暗中畫下南唐重臣韓熙載、宋齊丘、林仁肇等人的畫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將林仁肇的畫像懸掛於一屋內，並有意讓使者看到。使者回國之後立馬向李煜彙報了此事，糊塗的李煜果然中計，誤以為林仁肇已經叛國投敵，竟然用毒酒處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將。王靄立下此功，得到了趙匡胤的獎勵，由畫院祗候升為待詔。又據王明清《揮麈後錄》卷四記載：宣和初年，宋徽宗產生了征伐遼國的想法，便派遣畫學正陳堯臣出使遼國，打探遼人的動態。一路之上，陳堯臣帶著兩位畫學生寫寫畫畫，將沿途經過的道路、河流、山脈等統統繪製成圖。回宋後，不僅帶回了遼王天祚帝的畫像，還獻上了遼國的山川形勢圖。徽宗見後大喜，陳堯臣因此而名利雙收，不僅獲得了巨額獎金，還官升“右司諫”。
八
大宋的皇帝們一直都非常注重畫院人才的選拔，採取多種形式吸收畫家進入“翰林圖畫院”，有時甚至不惜採取強制手段。如後蜀的黃筌、黃居、黃惟亮、趙元長、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進、高懷寶；南唐的周文矩、王齊翰、顧德謙、厲昭慶、徐崇嗣等，都是在各自的國家亡國之後，隨著他們的亡國之君被送至宋都汴梁，並進入“翰林圖畫院”的。
“翰林圖畫院”還十分注重在民間發掘人才，凡是技藝高超的畫家不論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間高手因此也相繼進入畫院。他們之中不僅有街頭擺攤賣畫的郭熙、燕文貴、李唐，賣獸藥的高益……就連曾經攔路搶劫的強盜也被招入了畫院。
傳奇並非只屬於仗劍走江湖的俠客，同樣也屬於藝術家，對於李唐、蕭照師徒來說就是如此。
李唐（西元1066~1150年）河陽三城 （今河南孟州）人。詩文書畫門門精通，天賦極高。他先是以賣畫為生，徽宗政和年間（西元1114年）參加畫院殿試，以優異成績被畫院錄取。“靖康之變”後，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廚師、倡優等10餘萬人被當作戰利品押往金國，李唐也沒能倖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備，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絆絆，受盡磨難，當行至太行山下時，不料卻被一夥強盜攔住了去路。強盜們打開他的行囊，不見任何財物，只有筆墨顏料以及幾幅畫作。李唐正當絕望之際，哪知峰迴路轉，強盜中突然閃出一人，伏地便拜，頓時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當場。
此人自稱是業餘書畫愛好者，名叫蕭照，宮廷大畫家李唐的名聲對他來說如雷貫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級偶像。名家就在眼前，豈能就此放過，當場就要拜李唐為師。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無奈之下，只好收下這位強盜徒弟。於是師徒二人告別山寨，南下臨安（今浙江杭州）。
經過長途跋涉，一路艱辛，兩人終於到了臨安。可是身處亂世，舉目無親，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舊業，又在大街上擺起了地攤。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西元1142年），正在街頭賣畫的李唐被宋高宗舅父韋淵偶然遇見，時來運轉，李唐這才回到畫院任待詔，後來授成忠郎，賜金帶。
浪子回頭的蕭照跟著師傅努力學畫，一段時間後畫藝大進，不久也被招入畫院，補迪功郎，賜金帶。一個攔路打劫的強盜改邪歸正，蛻變成為一個傑出的畫家，從此踏入藝術的殿堂。蕭照的華麗轉身，既展現了繪畫藝術的特殊魔力，也反映了畫院不論出身、唯才是舉的用人態度。
九
崇寧三年（西元1104年），宋徽宗為了培養高水準的繪畫人才，在“太學”之內興辦了“畫學”，以科舉考試的方法選拔學生。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南遷後的高宗、孝宗時期（西元1127~1189年）。“畫學”的興辦，較之西元1590年左右，義大利人創辦的波倫亞學院——人們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美術學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據《宋史·徽宗本紀》和《宋會要輯稿》的記載：“畫學”設立之初由國子監管理，並派有專門的官員如博士、學正、學錄、學諭、學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書畫的士大夫官員擔任，如禮部員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過“畫學”博士（院長）一職。大觀四年以後，朝廷對“畫學”進行了體制改革，國子監不再管理“畫學”，改由翰林圖畫院負責。
“畫學”的入學考試十分嚴格，有點類似於現在的美術高考。除了繪畫專業技能之外，還要進行文化考試。專業課以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課則有《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
同“太學”的其他科目一樣，考試合格後方能進入“畫學”深造學習。整個流程從試卷封印、評卷、擬錄取名單、復審、註冊，直至張榜公佈，都很規範、嚴謹。入學以後，學員的學習、生活費用則完全由官方承擔。
“畫學”的專業考試形式則很有意思，考題都是古人的詩句，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亂山藏古寺”“萬綠叢中一點紅”，等等，要求應試者在創作時不僅要貼題，還要有詩一般的意境，做到畫中有詩。其中一次的考題，據說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時的靈感，題目為“踏花歸去馬蹄香”。奪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畫面上僅畫了一匹奔跑的駿馬和數只蝴蝶在馬蹄後面飛舞追逐，便將考題的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了。
通過這樣的考試方式，進入“畫學”的學生不僅有良好的文化修養，還有很強的藝術創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畫學”學習以後，再由徽宗趙佶親自指導後出現的傑出青年畫家。
王希孟十多歲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學府“畫學”，經過“畫學”的培養，被召入禁中文書庫任職。在此期間，他刻苦作畫，經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畫作。趙佶發現這個年輕人“其性可教”，是個可塑之才，於是親自擔任他的繪畫老師。經過趙佶親自指點，王希孟的技藝突飛猛進。徽宗政和三年（西元1113年）四月，年僅十八歲的王希孟僅用了半年時間，就繪製完成了被譽為中國古代十大傳世名畫《千裏江山圖》。畫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裏，村落、橋樑、舟船、林木點綴其間。畫家以細緻工整的筆法、鮮豔華麗的色彩，表現了大好河山的壯闊之美，被後世譽為中國古代青綠山水畫的經典之作。宋徽宗見到此畫後大加讚賞，並將此畫賜與寵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據蔡京在卷後的題跋，這位才華橫溢的少年奇才在幾年以後，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還有不少聲名卓著的畫家如李唐、劉松年等人，都是通過“畫學”深造之後才進入“翰林圖畫院”的。
十
培養了王希孟的老師宋徽宗自幼就是書畫粉絲，對於繪畫的喜愛，趙佶是直言不諱的。據《畫繼》 記載，他曾對手下的大臣說：“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還在做端王時，他就與當時的文人畫家駙馬都尉王詵、宗室趙令穰等經常在一起探討切磋繪畫藝術，往來極為密切。
得益於皇室得天獨厚的條件，趙佶接觸到的歷代頂級書畫數不勝數，得到的教授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賦極佳，在青年時期就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不僅如此，他在繪畫理論上也有極為獨到的見解，並以此指引畫院的創作實踐：他認為創作要客觀自然，不能主觀隨意。強調形神並舉，提倡詩、書、畫、印結合。這些繪畫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當時絕大多數畫家，展現了一個大師所具有的風範。
在創作中趙佶尤其注重寫生。為了使作品更加真實，他曾畫過鶴的二十種不同動作和姿態。有一次，畫院畫家畫孔雀升墩障屏，畫了幾次趙佶都不滿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說，孔雀升墩必是先舉左腳，而畫家卻畫成抬右腳了。據說他還發明了用生漆點畫動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動逼真。他的畫作簡潔清新，於嚴謹、細緻之中不乏瀟灑、飄逸，尤其是花鳥畫水準之高，震古鑠今。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建築》一書中曾說，趙佶以“魔術般的寫實主義”給人以非凡的誘惑力。鄧椿在《畫繼》 中甚至評價趙佶的創作達到了“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至高境界。
時間就像是一具淘金的篩子，它把泥沙漏過，留下真正的金子。傑出的藝術品也是如此，即使經歷了無數歲月的篩選，也仍然會熠熠閃光。2002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上，有一幅《寫生珍禽圖》的工筆花鳥畫，被人以2530萬元的價格拍下，創下了當時中國畫拍賣的世界紀錄；七年以後，這幅畫作又以5510萬元的成交價，再次刷新了這一拍賣紀錄。這幅《寫生珍禽圖》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宋徽宗趙佶。
除了自身酷愛書畫之外，趙佶對畫院的發展也是不遺餘力。一方面提高畫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強畫院的建設，創辦“畫學”，為畫院培養了大量後備人才。由於他的大力扶持，畫院成就斐然、碩果累累。中國繪畫史上的絕頂之作——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王希孟的《千裏江山圖》都創作於這一時期。說他是畫院的“名譽院長”，一點也不過分。
在趙佶執政期間，他還下令搜集古今名畫，編為《宣和睿覽集》，後來又敕令畫院編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錄》等著名美術史書籍，不僅為中國美術史留下了寶貴資料，對畫院和繪畫藝術的繁榮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宋徽宗對於“翰林圖畫院”說得上是功勞至巨，但對於大宋帝國來說，他卻是一個奢侈荒淫的敗家子。他的一生兼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作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個則是作為藝術家的趙佶。兩個身份相互攪纏、干擾，而他自己則混淆不清、主次顛倒，把太多的時間與精力用在了藝術愛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國家機器來滿足這種個人愛好，這對於國家社稷和天下百姓來說無疑是一種災難。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西元1127年》 中所說：他幾乎把整個北宋帝國當成了自己的“書房”和“畫室”，最終釀成國破家亡，客死異鄉的悲慘結局。
十一
翻閱著陳舊泛黃的史料，回望兩宋畫院的發展歷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絢爛與輝煌。
中國古代畫院從五代時期的濫觴，到兩宋時代的繁榮興盛，既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也有上層統治者高度重視的因素。良好的創作環境，優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畫家們能夠心無旁騖的進行藝術創作，從而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和繪畫藝術的經典之作，在中國美術史上寫下了極為華麗的一章。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黃居、黃惟亮、燕文貴、高克明、李宗成、高文進、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張擇端、王希孟、韓若拙、蘇漢臣、李唐、蕭照、劉松年、馬遠、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個又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中國美術史上赫赫有名、影響巨大的畫家，而他們留下的《清明上河圖》《千裏江山圖》《秋庭戲嬰圖》《四時花雀圖》《子猷訪戴圖》《貨郎圖》《七夕夜市圖》《風雨歸舟圖》……更是萬世留芳的藝術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