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與真偽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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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萬章


書畫鑒定是一門兼具實用性和學術性的學問,需要一定的書畫閱歷、文史和藝術方面的知識。在現代的文物鑒定中,書畫鑒定又是唯一一種不能以科技手段完全替代目鑒的文物門類。科技鑒定在書畫中,只能證偽,而不能證真。比如一件標榜為宋代米芾的書畫,通過儀器檢測紙張、墨蹟、印泥等材料是宋代的,也不能確定這件作品就是米芾的,還需進行書畫風格的比對、時代氣息的考量和個人筆性的研究等,因為宋代以後的人也可以用宋代的材質創作書畫;但如果檢測紙質等材料是宋代以後,則可斷定此作為偽作。而要證明一件作品是真跡,除了材質必須到那個年代外,還必須對書畫家的個性風格、印鑒款識了然於心,有時候還需要借助大量的文獻考據來做輔助證明。正是基於這樣的理據,在以後相當長時間內,書畫鑒定仍然需要依靠專家的經驗來進行判斷。既然主要取決於經驗,難免會受到很多主觀因素的制約,因而也就使書畫鑒定成為所有文物鑒定中最難,也是爭議最多的一門學問。


書畫鑒定中,最難的莫過於“鑒真”而不是“鑒偽”。所謂的“鑒偽”,就是依據某些瑕疵將作品斷定為贗品。在大多數時候,這種判斷是有道理的。但有時候也不儘然。謝稚柳就曾說,書畫家有時候可能會因為創作的環境、心情或其他原因,而在作品中表現出和一貫風格不一樣的地方。相信很多從事書畫創作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但據此就斷定作品是偽作或存疑,顯然是不科學的。


有的人動輒將作品看假,有時即使是真品,但略有瑕疵,也會因為“慎重”而把作品斷為偽作。若發現此類鑒定“失誤”,真正追究起來,他可以說是自己眼力較嚴,兩手一甩,毫不幹事,人們也會因為他的“把關嚴”而理解、原諒他。筆者就曾遇到過多次這樣的例子。記得某次為博物館徵集作品時,有一件作品是開門見山的改琦的人物畫,無論筆墨風格,還是時代氣息、鑒藏印章,都無懈可擊,而且流傳有序。但在最後簽署鑒定意見時,其中有個專家在仔細鑒定之後,雖然並未挑出其顯而易見的毛病,但卻認為,改琦所繪的仕女的裙擺有些僵硬,像改琦這樣知名的畫家,不太可能出現這種狀況。就因為這樣一句“不太可能”,就把此作打入冷宮,定為“存疑”。事實上,這件作品雖然後來無緣入藏公庫,但卻在拍賣場上受到眾多藏家的追捧。這就說明,作品的真偽自有公論。那種因為書畫家的非典型風格或人為的“挑刺”而輕易定作品為贗品或存疑的做法,在現今書畫鑒定界似有越演越烈之勢,也使書畫鑒定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收藏家因此備感困擾。


但是,在真正的高水準鑒定家看來,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最多也就是書畫鑒定的初級階段。在書畫鑒定中,真正考驗是否具有“法眼”的,是“鑒真”而非“鑒偽”。所謂“鑒真”,是在別人“鑒偽”中被打入另冊的“偽作”或不留意的作品中發現“仙丹”,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張伯駒、韓慎先、張珩、吳湖帆、王季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劉九庵、楊仁愷、蘇庚春、傅熹年等著名書畫鑒定專家都有這個本事。啟功、謝稚柳等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成員在全國巡迴鑒定時,就發現了大量的不為人所知的真跡。在這些鑒定大家中,都有過慧眼識寶的經歷:比如徐邦達發現了懷素的《食魚帖》、黃公望的《雪夜訪戴圖》,謝稚柳發現了徐熙的《雪竹圖》、北宋人的《群峰晴雪圖》,啟功發現了眾多董其昌的代筆人,劉九庵發現了祝枝山的代筆人吳應卯和宋人《柳蔭群盲圖》、元顏輝《山水》軸、元趙孟頫《行書五言詩》軸,楊仁愷發現了《清明上河圖》等。而蘇庚春也曾為廣東省博物館徵集過被人定為“贗品”的明代陳錄的《推蓬春意圖》和邊文進的《雪梅雙鶴圖》。前者是從被定為普通工藝品的出口商品中發現,後者則是從古籍書店包裹線裝書的故紙堆中發現。這兩件作品後來成為廣東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被全國書畫鑒定小組的專家們一致認為是該畫家的精品之作,寫就了一段書畫鑒藏史上的佳話。


關於書畫鑒定中“鑒真”與“鑒偽”的話題,徐建融在一篇題為《鑒定眼界的嚴與寬》的文中談到:在書畫鑒定中,一種是以鑒定家的“自我”為中心,一種是以待鑒定的作品為中心。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眼睛寬和眼睛緊的問題,而是人品的問題。撇開開門見山的真和假,對於可真可假的情況,當它與鑒定者沒有利害關係的情況下,客居美國的書畫鑒定家王季遷先生就曾對人說過:“某甲心胸寬闊,所以一律看真,某乙心胸褊狹,所以一律看假。”這雖然有些上綱上線,但細想起來,似乎不無道理。當然,這又涉及書畫鑒定的另一個層面了。


而對於書畫鑒定中常見的有爭議的作品,老一輩的書畫鑒定家並不急於下結論。謝稚柳在這方面為後學者做了一個表率。他曾說:“別人都說我看畫時看得比較寬,其實不是我有意如此。對一件古人作品的真偽,如果採取嚴的態度,說它是假貨,是偽作,那是很容易的事;要看真,要肯定它,是很費工夫的。特別是有爭議的作品,更不能輕率地把它否定,打入冷宮。有時不妨多看幾遍,多想一想,有的畫我是看了思索了若干年才決定的。有些畫這一代人決定不了,讓後來人再看。對畫就像對人一樣,要持慎重態度。”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現今很有爭議的書畫作品,自然也就會少了很多爭拗。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書畫鑒定與美術史學者)



卡拉瓦喬畫作案蘇富比勝訴



2015年01月18日09:06


看當年中共是如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
之前,一位收藏家起訴蘇富比,稱拍賣行對一幅後來證明是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畫作的作品估價過低。近日,該案宣判,蘇富比勝訴。
收藏家Lancelot William Thwaytes繼承了一幅名為《The Cardsharps》的作品,明顯為某位卡拉瓦喬的匿名粉絲的複製本。 Thwaytes家族在1962年以極低的價格購入了這件作品。 2006年,Thwaytes將畫作託付給蘇富比倫敦拍賣,賣出了4.2萬英鎊。
然而在2006年的拍賣之後,畫作的新主人Orietta Adam清理並修復了畫作。一年之後,她的愛人Denis Mahon,世界頂尖的卡拉瓦喬專家,在自己的97歲生日上揭開了這幅畫作的真相:該畫作為卡拉瓦喬1595年的真跡,估價1000萬英鎊。
Thwaytes陷入了憤怒,隨後將蘇富比告上了法庭。他在將畫作送上拍賣之前曾諮詢過拍賣行關於畫作真偽的意見,因此指控蘇富比給出了「錯誤」的意見。
蘇富比稱當時自己也邀請拍賣行內部的專家,同樣是世界頂尖,來對畫作鑒定。最終,倫敦高級法院裁定畫作的品質「不足以高到辨認為真跡」,而蘇富比「有權信任自己的鑒定專家」,他們「 對畫作有足夠的檢驗,並足夠資格檢驗」。
自從Mahon于2011年過世後,這幅畫作就出借于倫敦的Museum of the Order of St John展出。





2014-12-28 14:15 |

通過收藏市場這幾年的大浪淘沙,雖然許多專家們為收藏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許多專家在具體鑒定過程中的瑕疵和紕漏也被大家在網路上,報紙上和電視上暴漏無疑;雖然大家也能理解或許專家們修為尚且有不足之處,但是對於藏友們而言,每一件藏品都是自己心愛之物,甚至天天摩挲,日日觀摩,其對於自藏品研習之投入,絕非某些專家三五分鐘,三言兩語所能輕易否定的。 某些權威專家在藏友們心中大大打了折扣,甚至有許多藏友被披著「羊皮」的所謂「權威專家」,詐騙了錢財,更是對某些專家們的自我吆喝聲退避三舍。很大一部分藏友們覺得權威專家看起來也不那麼權威了,那麼國內藏品鑒定市場轉風向的時候也就逐漸要來臨了。

拍賣30年 字畫撿漏已成傳說
2014年10月29日 07:53

拍賣30年 字畫撿漏已成傳說
撿漏是書畫收藏界樂此不疲的話題,也是一些精於此道的行家高手們誇耀自己的本錢,特別是因某件藏品一夜暴富之後,更成為業內津津樂道的談資。
伴隨著書畫市場的火爆,字畫的收藏已經不只屬於小眾藏家,對於不少剛剛踏入藝術品市場的新藏家來說,巨額的收益使字畫成為他們追逐的焦點。在不少收藏欄目的渲染下,懷揣撿漏之心的字畫愛好者隊伍日趨壯大,但如今撿漏早已不是易事。業內資深字畫收藏家張先生說:“在資訊發達、拍品價格近乎透明的今天,藏家想在字畫藝術品上撿大漏的可能性早已微乎其微。”
字畫撿漏 可遇不可求
撿漏是一句收藏界的行話,指用便宜的價格買到值錢的藏品,但大家都知道,撿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除了要獨具慧眼外,還需要專業的知識積累以及對收藏市場的瞭解。
在字畫收藏中,名家字畫的撿漏最能吸引眾人的眼球,因其所具有的藝術價值,在市場上一經亮相往往具有轟動性的效果。一位藏友早年間曾花1000餘元買了一幅於非廠的畫。於非廠46歲才開始攻工筆花鳥畫,起步雖晚,但成就極大。由於存世作品不多,故他的作品很少在拍賣會上亮相。上世紀80年代末,於非廠的作品開始出現在香港拍賣會上,為藏家所關注。這位藏友在購得此畫八年後拿到拍賣會上參加拍賣,最終以近2萬元成交。而在2002年的上海崇源拍賣會上,於非廠的《仿宋徽宗寫生珍禽圖》以121萬元成交,其作品呈現持續走高之勢。
在書畫修復中出現的撿漏故事更是多種多樣。藏家趙先生發跡的故事很有傳奇性。早年他認識的一家公司搬家時把一幅書畫弄破了,裝修時將其丟棄,趙先生將其撿回,偶然的機會,朋友告知他有書畫修復這一回事,他出於好奇把書畫拿去一試,修復後竟然完全看不出破損過,最後以高價賣出。精明的趙先生靈機一動,很多人既然還不知道書畫修復的神奇之處,那自己不就有機會了?於是,他雇人在各個廢品回收站尋找被丟棄的破爛書畫,以兩三百元的價格收購。修復後往往能賣出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價格。
字畫修復師李濤介紹,當年他上大學時,老師幾乎都是讓他們找一些古畫來練手。“古畫從哪來?有一部分是一些畫廊陳年的舊畫,已經殘破,不是什麼名家的字畫,又找不到人修,我們就做義工,給他們免費修復,這樣我們也有古畫來練習了。還有就是自己買些古舊字畫來練習。”最神奇的是,一位同學在潘家園花幾百元買了一幅破損嚴重的書畫,想用來練習揭裱。沒想到在揭裱的過程中,他竟然發現在原畫的下面還有一幅畫。經過鑒定,這幅畫的價值不菲。原來,早年有的收藏者有意為之。
拍賣30年 撿漏定義已改變
1992年10月,新中國首次國際拍賣行開槌。1993年嘉德拍賣行成立,也宣佈中國拍賣行即將迎來它的繁榮時期。經歷了此次拍賣的一些藏家在首次嘉德拍賣中取得了他們書畫藏品中最大的收穫。“那時候,在一些罰沒的字畫拍品中,起價高於千元的非常少。那個年代,大部分拍品都為真跡。比如黃胄的作品《維吾爾老人庫爾班》起價3萬元,最後成交價10.2萬元,在當時落槌時,全場起立鼓掌,因為在小拍中沒有以如此高價落槌的字畫。而在30年後的2013年保利春拍中,黃胄同一題材作品以1300萬元落槌。”張先生說,“當時因為拍品本身價格不高,才會出現撿漏空間。”在當年還有一種情況是,一些小拍賣行不瞭解拍品的價值,會叫出相對低的價格,給有眼力的藏家以撿漏機會,這種情況在如今的拍賣會上已經不會再出現了。
上世紀90年代說到撿漏,是千元購進,當下可以數十萬元賣出,“如今傳世精品早已進入它所屬的銷售場所,尋常百姓是撿不到這種大漏的。如今書畫市場的透明度已經非常高,買方、賣方也極具專業水準,每場小型拍賣會上都有專業的藏家和投資者,投身這個行業千萬不能有僥倖心理”。張先生說如今的撿漏與上世紀90年代已經大有不同。
陷阱增多 撿漏需回歸理性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撿漏傳說,收藏市場還是不斷吸引了大量新藏家入市,但藏友僅憑一腔熱情和撿漏之心,恐怕撿回的漏也並非真跡。
中國拍賣歷經30年變遷,如今那些傳世珍品,一般都在少數資深收藏家、有經驗的商人以及拍賣公司手裡,他們絕對不會把價格賣錯,讓人有撿漏的機會。此外,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作假技術日趨先進,眼力稍差的買家很容易打眼。
有些作品逼真到小拍賣行的鑒定師也難辨真偽。據業內人士透露,在近日某拍賣行的四季拍賣會上,何曦的《蜻蜓奇石》無底價起拍,最終還以5000元成交,而據何曦辨認,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雙胞胎”。
回顧歷史,清王朝被推翻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盜竊了大量國寶。其中僅書畫作品就達1200多幅,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國寶失散案。據傳在逃亡路上,溥儀因陷入生存危機將所攜國寶變賣,使得大量珍寶流失民間。這樣的故事激增了撿漏者的熱情,但是業內人士提醒,書畫收藏的“水”很深,別說一般人容易走眼,就是行家被矇騙也不新鮮。
如果說古代畫家地位已經“蓋棺定論”,近現代名家的市場價格則基本明朗。在如此透明的環境下,撿漏之難可想而知。
在書畫收藏市場已從熱炒回歸理性的今天,想要以一個很低的價格買進名家作品微乎其微。如今,買家熱衷於撿漏,更多地表現在將寶押在有潛力的藝術品上,奇貨可居,等待它日後升值。業內人士表示,藏家如果擁有銳利的鑒賞眼光和高超的辨別能力,並對藝術品的技法等各個方面都有全面的瞭解的話,才可能有機會撿漏。

幾 可 亂 真 的 木 版 水 印 畫
看到一則故事說擺在齊白石面前兩幅畫,他分辨不出那幅是他自己畫的畫和那幅是木版浮水印畫,還堅持木版浮水印畫那幅才是自己所畫。很質疑這故事的真實性,相信故事目的只是想誇耀木版浮水印技術幾可亂真而已。齊白石一生沉浸在水墨世界中,不可能分辨不出一幅畫出來的畫和一幅印出來的畫,更可況是自己畫的畫。
其實要分辨木版浮水印畫並不太難。玩過幾年書畫的朋友一眼便看得出一幅木版浮水印畫。木版浮水印技術不是什麼畫都能印製,最適宜印製古代水墨畫,如印製現代或近現代的國畫就有很多技術上的局限。印出來的彩墨較為生硬,沒有畫出來般自然流暢。
也看過一則故事。話說在上世紀時代,有人問木版水印師傅為何不把木版水印畫上的題跋用筆勾填更能有真實性,因為水印出來的字一看就知道是印出來的。
木版水印師傅回答說這樣會違反行規了,我們是印製木版水印畫,不是以假當真。
看來以前畫圈的人頗有商業道德。現在有很多高仿的木版水印畫經加工後幾可亂真,很多有經驗的收藏家也走眼,交了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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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昌



古代書畫成造假災區:真跡不及十分之一



2014年08月22日 08:36

在書畫收藏和投資中,古代書畫是門檻最高的,所以也成為造假最為猖獗的一大“災區”。目前國內拍場上的古書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真跡尚不及十分之一”。
若論被造假最多、最濫的古代書畫家,“揚州八怪”之首鄭板橋恐怕應算其一了。之所以屢被造假,既因為他是“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家喻戶曉、充滿傳奇,畫價不菲也是吸引造假者的根本原因:查看一下雅昌藝術網,鄭板橋書畫的拍賣成交額僅排在八大山人和文征明二位之後。
鄭板橋的書法熔黃庭堅、蘇東坡於一爐,摻篆隸楷行諸體並雜以蘭竹筆劃入書,大小參差,亂石鋪街,標新立異,既有峻峭縱橫之雄,又有瀟灑秀麗之韻,人稱“六分半書”。清何紹基評板橋書“板橋字仿山谷,間以蘭竹意致,尤為別趣”。以繪畫筆法入書,古亦有之,但像板橋出神入化者無二也。他的繪畫成就最高,尤擅畫竹石,細枝粗葉,瘦勁孤高,格調超人。所畫之蘭突出山間野氣,用筆秀逸,幽香撲人。
鄭板橋的書畫因格高絕俗,頗受文人、商賈的青睞,求者眾多。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索書索畫,積紙盈案,催促之函,來如雪片,如欠萬千債負,未識可有清償之日否?”
鄭板橋去世後,造假者頗眾,其中有名的要屬山東濰坊的譚子猶和江蘇興化的劉敬尹;但二人氣格低俗、筆力怯弱,尚難與真跡比肩,後世對鄭板橋書畫稍有研究的均不難加以分辨。清中期後,板橋書畫曾一度氾濫,對此清人的著作多有提及。桂馥《丁亥燼遺錄》載:“惟先生書畫,贗本頗多。”又雲:“數十年來,所見先生書畫不下百餘件,真跡不過十之二三。”
這一兩年,市場上的偽作以《竹石圖》、《蘭竹圖》居多,也有相當比例的書法,特別是《竹石圖》幾近氾濫成災之勢,粗製濫造的大幅巨制充斥拍場,標價相當可觀。以筆者所觀,上百萬元成交的鄭板橋《竹石圖》、《蘭石圖》罕有真跡,每每面目可憎。
近年在拍場上露面的所謂鄭板橋《竹石圖》、《蘭石圖》主要有以下四種作偽手法:一、抄襲克隆,按館藏出版物原樣照抄,此類數量最多;二、東拼西湊,將真跡重新組裝,題款互換,筆者所見也不在少數;三、憑空生造,沒有母本,這類也有一定比例;四、名家“護航”,近兩年在京城拍場上經常能看到某南方知名鑒定家對鄭板橋偽畫的邊跋,具有不小的欺騙性,應引起買家高度警惕。
至於書法偽作,國內拍場比比皆是,主要是大字聯、自作詩兩類,拍價在幾萬元至10多萬元不等,時有高價出現。正因為造假者眾多,導致鄭板橋書法市場價位在低位徘徊,甚至比不上近現代的一些書法名家。其實,板橋的書法有著深厚的傳統功力,從他30歲所寫的小楷《範質詩》軸中不難一窺。他的“六分半書”獨創自家之體,大小、長短、正斜、方圓、肥瘦、疏密都處理得十分自然,造假者之臨仿每每失於狂怪造作。
近一年來,拍場上鄭板橋的書畫偽作數量只增未減,有些還打著著錄、回流的旗號,花樣翻新,不一而足。筆者以為,鑒別鄭板橋書畫,藏家應多觀真跡,體會鄭板橋書畫“瘦硬峻峭”的特點。鄭板橋畫的《竹石圖》真跡(見上海博物館藏《竹石圖》),每每構圖嚴謹,題書講究,無論竹石,均顯瘦硬之神,得峻峭之妙。正如鄭板橋在一幅竹畫中所題“一團勁悍氣,一團倔強意”,貴在“勁悍”二字。同時,對其書法特別是款書應多加研究,瞭解熟悉其眾多真跡不同時期、不同款書的寫法,對鑒別畫作真偽也甚為緊要。畢竟融篆隸楷行於一體,處處透著“蘭筆竹韻”的“板橋體”,絕不是造假者能輕易仿造的。





上海博物馆藏《竹石图》



對於楊丹霞化名Mr讓阿讓發表微博的說明

對於我本人化名Mr讓阿讓發表微博的說明
(2014-05-27 11:51:58)
對於楊丹霞化名Mr讓阿讓發表微博的說明 一、註冊化名微博的緣起 1. 在劉益謙買蘇富比這件功甫帖之前,他就通過顏明知道了我對此帖不看真,其顧問朱紹良,在與我多次討論時,我也都表示此帖疑點較多,應慎重向朋友推薦。今年元旦,上博三位專家發表了文章,劉益謙當天中午12點多打我手機(有聯通通話記錄單為證,劉益謙手機號137****3333為主叫方,時長3700秒),問我現在上博的文章出來了,“你說我怎麼辦呢楊老師?”我建議他退貨,他說:“不能退呀!我這個功甫帖回來區裡領導向市里打了報告,政府替我交了進關的錢,我現在退,怎麼退呀?”隨即他又提出,1月2日讓人把功甫帖送到我家來,讓我研究幾天,然後看能不能寫篇文章質疑上博專家在《中國文物報》上的論文。我拒絕了,因為功甫帖是開門假的東西。但是,考慮到古玩行業的行規和他收藏家的面子,我向他鄭重表態:雖然不替他寫文章,但也不會在公開場合以“故宮楊丹霞”的身份對功甫帖說不好。最終,劉益謙也認同了我這個態度。毫不誇張地說,凡是見過蘇軾真跡的人、對宋代書法有研究的人、練過幾年毛筆字的人,只要他眼睛沒毛病,平心靜氣、不帶私心雜念來看這件功甫帖,其結論與我沒什麼不同。目前為止,有些寫文章論證功甫帖是蘇軾真跡的人,根本不懂蘇軾書法,更沒有幾個人上手看過公認的蘇軾真跡,其論證角度和方法都是在打擦邊球,那些所謂論文並沒什麼學術價值,甚至都不符合起碼的學術論文規範。我認為,這類假貨不是可以靠嘴硬、人多、嗓門大、不停說,打群架式的所謂“學術研究”,或者打著所謂“科學”旗號的儀器檢測就能指鹿為馬、讓人信服的。因為答應了劉不表態,所以對於一些人的所謂研究觀點我一直沒有做聲。直到網上陸續出現了李路平、季濤、朱紹良等人捏造、轉發上博曾藏功甫帖、鐘銀蘭老師故意把功甫帖說假的謠言。我覺得,觀點可以各自表述,甚至某些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定要說這件功甫帖就是真蘇軾,也不關我事;但造謠可恥、可惡,必須要有人揭穿他們。礙于對劉益謙的承諾,我只好使用化名註冊,這純屬不得已而為之。後來,有人如“東壁圖書西園林”的,在我微博下直接喊我的真實名字,我也並未否認。我不是怕誰,更非怕事,只是考慮到當初與劉益謙的約定,不想將我在微博上呈現的一些真實看法擴散到不相干的人群中。大家可以去查,至今為止,雖然劉益謙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在成都、廣州等地的演講中說了許多不符合事實,甚至惱羞成怒貶損、辱駡我的話,比如他說:我給他打電話說他買功甫帖之前沒問過我,我也不敢表態等等。事實是,對於功甫帖,他買之前就知道我的看法。我不僅從未因功甫帖主動給他打過電話,反而是他幾次三番給我打。特別是元旦,他囉嗦不停讓我為他寫文章,鬧得我與家人元旦聚會的午飯都沒吃成。他現在到處說除非我“憎恨人類、憎恨社會”,否則不會用化名微博對“凡是支持功甫帖真的”我都“到處謾駡”等等,但我仍然沒有違反我的諾言,在這場官司前,我從沒有以我的真實身份公開對功甫帖表過一次態。劉益謙可以不仁,我不能不義。對於已發生的有證人能夠作證的事實他都不敢承認,也不願正視功甫帖是假貨的現實,我真的替他感到惋惜。事情的發展讓我看清了,他真不算一條漢子。可我,是女漢子!不要以為文人學者都膽小如鼠,明哲保身,我不主動去惹事,可是事來了我也不怕事!我始終相信這個世界,為盜名而欺世的人,其惡行可以矇騙一時,但不能矇騙一世;能矇騙一部分人,但不能矇騙全天下人。一切惡行的猖獗都只能是暫時的,最終人們總會明白真相,總會向善,愛善。善有善報。所以,我在這裡首先特別要感謝季濤,是他的起訴打破了我對劉益謙承諾不公開表態的魔咒,讓我從欲說還休,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了。真的感謝!是季濤興起的這場官司,讓我把我所知的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有機會跟大家說清楚,也借機讓公眾能夠瞭解,到底是誰,一直在撒謊。 2.、我和許多文博界同仁都感覺,這場由功甫帖引發的風波中,一些人不知出於何種心理,對文博專家明顯懷有深深的敵意,否則不會製造、散佈出那麼多污蔑文博界、污蔑博物館專家的謠言。作為一個在體制內工作30多年、沒有任何行政職務的文博工作者,我並不看重虛名,我也並非像某人那樣,妄想利用網路話語權,或通過打官司博眼球,出大名,真要是那樣的話我一開始註冊微博就用真名了。我看重的不是這些。我覺得,我自幼就想進故宮工作,從1983年考入故宮到現在,我感覺自己和我熱愛的博物館事業是密不可分的一體。我對博物館有超越常人的感情,是博物館培養了我,是這些包括鐘銀蘭老師在內的眾多老專家教導了我,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毫無根據地誹謗、污蔑博物館和博物館的專家。令人氣憤的是,除了抹黑上博,還有人企圖將這種惡劣手段轉用到故宮!比如“聽梧閣”的微博,就污蔑說:故宮在1997年從市場上購買了宋人五劄書法,後來因專家發現是假的,又在2005年賣掉,故宮還掙了一筆錢等等。這都是公然的誹謗,無恥的謠言!故宮作為我國第一大博物館對於文物的收購、鑒定和管理都有嚴格的制度和規範的程式,怎麼可能靠買賣文物掙錢?這種無中生有的造謠行徑是對中國博物館管理制度的侮辱和抹黑,是任何一個文博界同仁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但我也清楚,現在社會上存在有一種不良風氣,好像體制內的、官方的就都是不好的,都要質疑都要反對。所以,我註冊一個化名的另一個用意就是,我覺得我說話只代表我自己。故宮博物院的各級領導,他們並不知道我開通微博,我更不希望他們因我被捲入這場論辯。不管季濤等人如何評論我,我認為,我做了自己覺得對的事,直到今天也沒什麼可後悔的。基於這種想法,從我在微博上開口說話之日,我就沒打算以故宮人的身份給自己帶上什麼專家的光環,或者把社會上各大學給我的形形色色的特邀研究員、教授的聘書亮給別人看,以此給自己壯膽或增加話語權。我更不想讓人誤會像馬未都為功甫帖月臺時說的那樣:博物館的人都是以國字頭的頭銜來以勢壓人的。我的初衷是:只希望以一個普通線民的身份,把那些惡意的謠言揭露出來,讓那些關注此事的人能從微博上看到真相,以免更多的人被誤導。僅此而已。 3、綜上,我以化名註冊微博的目的,只是針對那些因功甫帖抹黑造謠的人和事,並希望只限於這個範圍。(1)、我隱瞞真實身份並未隱瞞真實觀點,我所說的都是事實。(2)、我並不想借微博搏出位、討名利,我認為,隱瞞真實身份可以避免不相關的人和媒體來關注、炒作。今年年初,也曾有上海東方早報的記者通過微博私信,約我寫一篇關於功甫帖的文章,我便婉言相拒了(現有保留的私信為證)。不為別的,就是我想將自己微博上的言論限制在可控範圍內,不想通過其他公共媒體進一步傳播。(3)、我並未刻意隱瞞身份,有我手機號並早已使用微博的朋友,只要他設定過通訊錄好友開通微博通知功能的,在我註冊時就已知道Mr讓阿讓是我本人,甚至當時就有朋友馬上私信過來打招呼。但我都沒正面回復,主要是考慮,讓自己的發言僅限於那些相關的範圍而非無限制擴大。但現在,我的好意似乎被解讀、歪曲成道德敗壞地穿馬甲罵人了。對此,我只能說遺憾。(4)、流覽我的微博就可發現,我針對的並非某個和我有私仇的人,我是為了文博界的榮譽而戰,也是為公理和正義而戰。所以,我只是針對季濤等人抹黑文博界的言論進行斥責、諷刺。至於此人其他不靠譜觀點,我毫無興趣,更不去評論。總之,化名微博,這是答應劉益謙不公開以故宮專家的身份表態之後,我唯一能如實表達自己觀點,並控制在最小範圍內的方法。如果不是季濤起訴,我關注的人和關注我的粉絲,也不過只有幾十、一百出頭。拜他所賜,成為被告之後,我的微博粉絲已接近三百人了。 二、Mr讓阿讓的含義 1、不停忍讓。自上博三位專家發文到我註冊微博之前,無論劉益謙本人打電話,還是他的顧問朱紹良直接到故宮找我做動員,目的都是要讓我寫文章批上博,而個別拍賣行老總也迫于劉益謙的壓力多次打電話來,要求我明確表態“力挺毛毛(劉益謙小名),”否則就是站在對立面上去了等等,這種逼迫大家選邊站隊的做法,使我不勝其擾。既然劉明知我對這件功甫帖的意見,還堅持購買又不願退貨,說明他也不是真的尊重和信任我的意見。在此情況下,我不以真實身份表態已經給了他足夠的尊重,如果再要求我公開支持這件功甫帖是真跡,這純屬強人所難。但事實證明,這些人不能允許任何人公開或私下質疑這件功甫帖,誰說不好都會受到他們的抹黑和打壓。在我之前,已經有上博專家和藏家顏明領教了他們這種一面抹黑,而後又裝無辜受害者的手段。近年來,雖然我在書畫收藏圈子中有了一點不足道的認可度和話語權,但文博界有許多更資深、威望更高的前輩專家,比我經驗豐富、且眼光獨具,他們都沒出來為功甫帖月臺、寫文章,這就很能說明問題。況且,我既非劉益謙的顧問更非朋友,只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之前凡是他問到我有關市場中出現的書畫,我都是本著專業良心告訴他,幫助他,現在功甫帖遇到問題了,我仍然努力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忍讓,並信守了對他的承諾。但凡事都有個度,我有自己的做人原則,即堅持人格的獨立,對於過眼書畫真偽的判別,皆本著自己的學識良知做出;我非某個資本家的傭奴,從未為他們賞賜的那點名利而顛倒黑白,違心表態。當力挺功甫帖的季濤等人對上博造謠、傳謠時,我覺得這超出了我承諾的底線。功甫帖並不是季濤等人的收藏,他們為了劉益謙購買的這件東西,肆意造謠污蔑文博界,不斥責他們的謠言,任其傳播,有悖於我做人的良知和博物館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關於我站出來後將會成為新的攻擊目標的後果,我也確曾考慮過,擔心過,猶豫過,但我還是勇敢地站了出來。這既是我在業內公認的直人快語的個性使然,也是我對於文博事業的熱愛使然,更是我心中的道德尺度的驅使。 2、我寧可冒著被人誤解、污蔑的風險也要表達自己的立場。我註冊微博的手機號,是除了素不相識的季濤之外,有300餘個藝術品行業內人士都熟悉的號。我被起訴後,也有朋友笑我傻,說為何不弄個誰都不知道的號碼註冊微博呢?我說,我就是要用這個大家都知道的號碼來註冊。造謠的人不怕天譴,揭露、斥責謠言的人,還怕被那些造謠者查出來嗎?!我也預想到了,季濤等造謠者們會利用我在體制內這一點大做文章,詆毀我名譽,甚至借此對我、對故宮、對文博界再潑髒水。但我的直覺告訴我,他們實施的對上博的各種造謠、對故宮的污蔑,實際上是妄圖抹黑整個文博界,這是對全體文博同仁事業心和責任感的無情踐踏!是可忍孰不可忍?即便由此而導致我個人名譽有所損害,也決不能允許他們為所欲為。也許有人會說,你用化名,不是磊落君子,有人說你對造謠者極盡挖苦,不是淑女。但我覺得,相對于是不是君子和淑女,我更在意社會上怎樣評論文博界。如果我勇敢地作為一個戰士,對他們利用功甫帖事件抹黑污蔑文博界的做法予以回擊,遠比別人認可我是個君子、是個淑女來的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甚至朋友們聽到季濤在開庭前到處散佈我輸定了,都擔心我時,我依舊淡定地一笑。也許有人認為,我用化名微博斥責、諷刺季濤等人造謠,在方式上不如實名微博來得光明,或者語言上不夠和風細雨。我只能說,除了嫉惡如仇的個性,基於事實、堅持真理、除惡務盡的理念才是支持我走到今天的真正動力。我的言行,非為一己之私。就像《悲慘世界》裡的讓阿讓,雖然承受了種種別人不理解甚至污蔑的苦難,但他仍能求大義、守大德,他救助了比他更悲慘的生靈,使正義得到伸張。這,才是我選擇這個文學人物為註冊名的初衷。 三、我斥責、諷刺季濤的真實原因季濤起訴我侵害他名譽權,原因據他說是因為他發表“博物館專家不應到企業中兼職,不許以專家身份在市場上作鑒定評估;出現在電視節目中的官方文物專家們應該多講文物歷史知識,避談真偽和價格”,他暗示,是因為他這些言論,觸犯了我的“私利私欲”,我才會“穿馬甲跳出來罵”。這是他的故意歪曲和抹黑。 1、個別不明真相的媒體說:“故宮專家楊丹霞狂黑季濤,二人本是朋友”的說法是謠言。我與季濤素不相識,連面也沒見過。我對他的言論,都是因為他發表的與功甫帖相關的不實之詞引起的,不存在私人恩怨或其他因素。 2、早在1月11號,遠在季濤《博物館專家如何為民間服務》一文發表之前,李路平、季濤等人在網路上叫囂“功甫帖是上博舊藏”,污蔑上博專家指鹿為馬時,我就對他們進行了斥責,並說明功甫帖從未在上博收藏,指出了他們的真實用意是要抹黑博物館。他叫喊:“上博惹的禍要全國人民來收拾”這都是故意抹黑,我斥責他的最初起因就是這個。並非是他在起訴狀中暗示的,他主張博物館專家不應在市場中鑒定的言論。如果說我因他的文章而斥責、諷刺他,這本身就又是一種對我的造謠、抹黑行為。 3、季濤文章中所說,故宮不允許院內專家專家參與社會上鑒定活動,這個也是造謠。實際上,故宮只規定專家未經故宮授權,不許以故宮博物院的名義從事公務鑒定活動,並未禁止專家以個人名義為社會大眾服務。 4、季濤這次提出不許博物館專家參與市場鑒定,主要是因為上博專家文章說功甫帖假,其目的是讓所有博物館專家對市場中的假貨、對藝術品收藏的各種醜惡現象閉嘴。之前,許多博物館專家在市場當中發聲,季濤等人並沒有反對。原因只有一個,即當時這些專家都是說某某東西真、某某東西好。而非對某件東西提出質疑。從這次功甫帖風波季濤等人的表現可以看出,博物館的專家只能對市場上的東西說真,說好,不能說假,說不好,誰犯了這個“大忌”,就把誰抹黑搞臭。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學術嗎?一方面替買了假貨的資本家搖旗呐喊,極盡吹捧溜須之能事,一方面對提出質疑的博物館專家和他們所屬的博物館污蔑造謠,欺騙大眾,這哪是什麼學術爭鳴,分明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行徑。我這句評語可能確實切中要害,入骨三分了,這也就是為何,季濤對這個並非我楊丹霞發明的詞語如此敏感和仇恨,進而起訴我的真實原因。恕我才疏學淺,觀看了季濤等人已持續半年的表演,除了這個稱謂,還真找不出第二個更貼切的說法了。古人雲:“臨財勿苟得,臨難勿請免。”誰人可踐行之?吾挺身曰:我願!謹此聲明。此聲明我已委託並授權我的律師高明先生在開庭之日提供給媒體。楊丹霞於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致藏家劉益謙的公開信


我原本對《功甫帖》這件偽作一點興趣也沒有,現在《功甫帖》藏家劉益謙先生開始將矛頭轉移到我身上,仿佛該事件是由我引起的,這不免太抬舉我這個書畫愛好者了,深感“受寵若驚”!也為劉先生等的豐富的想像力和為自己找臺階下而尋找“替罪羊”的高超手段而折服,對劉先生等的企圖以“趙之謙”之事來達到抹黑我的目的深表謝意,正因為劉的“文革”遺風迫使我不得不對“功甫帖”和“趙之謙”公開予以回應。
益謙先生,你沒有說實話啊!

一、事件重播
劉益謙先生在2013年8月底曾問我如何看這件《功甫帖》,我說:從圖錄看,目鑒不過關,缺東坡先生那股豪邁之氣,寫個小便條,何必如此拘謹?並提出幫他問問上博和故宮專家的意見,看東坡他們比我們有權威。劉連說:好!你幫我問問。
我把劉先生當朋友,出於對他負責,專門請教了上博和故宮的專家,專家們通過研究,一致看假,並認為作偽水準不高,提了幾點看假的原因,我通過電話和短信向劉先生轉達了上博和故宮專家看假的意見,並勸他和專家們聯繫。
但劉益謙卻選擇性“耳聾”,堅持將此帖拍下,現在居然通過媒體指責上博專家沒有預先提醒,他的原話是,“對這個東西都聽不到雜音”。後來又針對我,認我不但看“假”,還在背後壞他的好事。

二、如果我是劉益謙
如果我是劉益謙,事件甫一發生,上海博物館三位書畫專家提出異議後,本應及時上門求教,力爭邀請到真正的有名有姓的世界級博物館專家前來論證這件拍品。若如你所願,皆大歡喜;如假,擁有世界聲譽的蘇富比拍賣行也標明了“有條件退貨”條款,有了權威的依據,退還不是難事。
但是,外人看起來,可以左右逢源的好事,當事人卻“諱疾忌醫”,唆使槍手們不斷發言,變“爭論”為“真論”,阻撓反對的聲音——我等圍觀的書畫愛好者不得不猜測,買家如此反常,背後的利益鏈是不是不可告人呢?
為何說現在發言的市場人士不是專家?試問現在評論功甫帖的人在鑒定功甫帖之前的收藏經歷中,上手過幾件宋代紙本書畫?哪一個人曾經到各大博物館親手拿住蘇軾真跡目鑒過?哪怕只有一次!你偏要把明代羅紋紙說成是北宋紙,這種常識性的東西都指鹿為馬,瞪眼胡扯,你讓博物館專家出面再來駁你,再跟你對話,那純屬像小品裡說的,不僅侮辱了博物館專家的人格,更侮辱了人家的智商。

三、蘇富比和劉益謙的關係
還有不明真相的群眾不知這盤迷局中的人物關係,不妨讓我梳理下:張榮德,現任蘇富比拍賣行中國書畫部負責人,曾任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總經理,2005年與劉益謙合資創辦上海明道拍賣公司並擔任總經理,2013年履新蘇富比,拍賣《功甫帖》是他到蘇富比後首次主持書畫業務。再進一步說,這件拍品如何傳承有序地落到蘇富比拍賣行手裡,天知地知張知,大家說劉益謙知不知?
翻看過往媒體報導,劉益謙通過某些媒體爆料,痛斥當下的關稅增值稅制度,是呼籲開放政策的急先鋒。無非也想利用所謂的蘇軾名跡《功甫帖》無法回歸中國大陸一事,博取公眾同情,倒逼政府部門修改立法,從此降稅免稅。文物回流關稅制度的合理性有待討論,但是此門一開,是不是打開了“潘朵拉魔盒”?以後,張三、李四也能夠和聯合某些國外拍賣行如法炮製,更多偽作回流中國大陸從此會暢通無阻。回到中國大陸後,這些“以假亂真”拍品有什麼功能?迷惑老百姓對中國古代藝術藝術品的認知?還是用所謂的“真跡”抵押給銀行以圈大筆的錢的?當然,我更願意相信劉益謙先生雖有資本翻雲覆雨,他還是流淌道德的血液,守住這條底線的,應該不會拿著像《功甫帖》那樣真假莫辯的藏品們去抵押來真金白銀的吧。

四、向上博研究員良心致敬
是的,當下的中國收藏圈的水夠深夠渾,說“真”容易,閉上眼睛,就有利可圖;說“假”太難,勞心勞力去論證,還要被恐嚇封殺。
劉益謙先生!有朋友勸我改口說真,說你對我意見很大,勸我要識時務,在此,我明確表態:要我昧著良心說“真”,不會!我對任何造謠恐嚇都是嗤之以鼻的!我相信臺北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弗利爾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書畫專家對《功甫帖》一定有公正獨立、不負子孫後代的判斷!
《功甫帖》買家買了如秘不示人,上博專家當然沒必要管,你寫九個字掛家裡說是蘇軾墨寶,也無傷大雅;但現在買家非要把它宣傳成“國寶”並要公開在美術館展出,這就變成公眾事件了,博物館專家出於對社會公眾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當然應該認認真真地去研究,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與古代收藏家秘不示人不同,現代博物館、美術館的職能最重要的就是為公眾服務,它擔負了教育後人、傳承文明的社會責任。正因如此,上博專家的發聲是對社會負責、對龍美術愛護的正確行為。也因如此,作為龍美術的所有者,劉理應慎重對待藏品的選擇和購買,應以對公眾負責的態度,參照國有博物館的文物收購程式,鄭重延請相關博物館專業鑒定人士對欲購文物科學論證、集思廣益形成書面鑒定意見,嚴謹、嚴肅地進行每一次購買。一個龍美術館,不僅承載了劉氏夫婦的藝術夢,也承載了公眾對於金融大鱷積德行善、傳承文化的期待,更承載了各級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扶持厚望。試問:劉益謙在功甫帖的問題上如此言行,怎不令帶領孩童參觀的公眾對其建龍美術館藏文物的品質產生疑惑並對贗品誤人子弟感到擔憂?令曾經支持、呵護龍美術的各界人士齒寒心寒?!
《功甫帖》由一眼假變成“真假難辨”,這是時代的悲哀!也顯示了資本家的能量!但我還是勸告劉益謙先生,不要過於迷信資本的力量,難道資本真的可以指鹿為馬、以假亂真?這是不可能的,假的永遠是假的,真的永遠是真的,時間能證明一切!
最後,我以為,最應該向上海博物館的三位專家致敬,是他們力排眾議,秉持學術精神,敢說真話,守衛著公眾利益。他們才是文博收藏界的良心,無愧於上海博物館這塊金字招牌。
補充聲明:趙之謙事件
趙之謙與功甫帖沒有任何學術關係,是劉益謙團隊預備汙我名節的一件道具。我樂意做出澄清:
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劉益謙和董國強合開的拍賣公司,公司從成立之初開始,我出了多少力、幫了多少忙?想必劉、董二人心知肚明,這件趙之謙的下聯我從保利小拍化了50萬不到的價格買下,覺得內容很好,本想改成橫的掛在家裡欣賞,號稱趙之謙專家的董國強非要徵集,跟他講清楚來歷他還是堅持要上拍。
趙之謙被董徵集之後,匡時公司明明知道此作是將真跡重新修裱改裝過的,在拍賣成交後遭到買家悔單拒付,毫不保護提供拍品的賣方利益,任由賣家取消交易,本身就是不規範經營,現在還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企圖讓公眾誤會我是個作偽售假之人,可謂用心不善,起意歹毒。
吳湖帆自稱是古畫“外科醫生”,修補、重裝、裁補之事多矣,只要能達到保護古書畫,以供有真知灼見者賞心怡情之目的,變廢為寶,化腐朽為神奇,試問袞袞諸公:我何罪之有?對書畫裁剪,進行修護殘件,吳湖帆和徐悲鴻都曾這樣做過。
劉先生想通過“趙之謙”來抺黑我,無非想證明我非鑒定專家,令我啞然失笑差點噴飯,因為我從來都不曾像某些人那樣不自量力妄想充當專家!我本一閑雲野鶴,略有收藏,純屬書畫愛好者,絕非專家。而且,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社會上形形色色的跳出來責疑博物館專家的人和我一樣,都不是鑒定專家。如果藝術品行業中的藏家、行家擺不正自己的位置,一定要不自量力去和博物館的專家們去爭奪所謂話語權,最終的結果只能成為貽笑大方、遺臭萬年的跳樑小丑!去讀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看看那些文革中試圖要打到這類學術泰斗的種種可笑伎倆,不得不讓人感歎,歷史竟然有如此的相似!
《功甫帖》的真偽以及利益本來都與我無關,我只是盡了朋友之誼,私底下說了一句真話。卻不料,被捲入了這場公開的是非爭端中來。這場紛爭中,你們沒有學術態度,只是進行了文革似的人身攻擊。
我目前還是不想,像你們對我一樣的方式來對待你們。你們想想你們通過匡時這個平臺自己做過的事情,真的經得起“挖”嗎?我現在還不願意看到藝術品拍賣市場因內幕揭開而受到打擊!
收藏本是修身養心的雅事,切不要因為過度的貪婪,化為害人害己的地獄。